早晨，孩子们坐在“帐篷教室”里上课，虽然条件艰苦，但是没有一个掉队的。

　　去年8月初，台风“派比安”袭击广东省德庆县，全县受浸村庄几十个、造成40多处山体滑坡。回龙镇陈村小学的一幢教学楼遭受台风袭击后成了D级危房。当地政府用钢架、彩条布在学校不远处搭起了6间临时教室。

　　2006年12月28日，德庆县回龙镇陈村小学120多个小学生终于告别了4个多月“帐篷教室”的学习生活，搬到新教室上课。

早晨，孩子们坐在“帐篷教室”里上课，虽然条件艰苦，但是没有一个掉队的。

　　去年8月初，台风“派比安”袭击广东省德庆县，全县受浸村庄几十个、造成40多处山体滑坡。回龙镇陈村小学的一幢教学楼遭受台风袭击后成了D级危房。当地政府用钢架、彩条布在学校不远处搭起了6间临时教室。

　　2006年12月28日，德庆县回龙镇陈村小学120多个小学生终于告别了4个多月“帐篷教室”的学习生活，搬到新教室上课。

隔壁班两个调皮的小家伙透过透风的“墙”观察其他班级的情况。

“帐篷教室”四面透风，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足足呆了4个月。

课间的时候，孩子们可以随意从“帐篷教室”的四面“墙”出入。

终于搬进新校舍了，孩子们兴奋地在新球场上打篮球，这里原来就是“帐篷教室”的所在地。

　　经过4个月的建设，一座崭新的教学楼落成了。孩子们急不可待地帮忙打扫卫生，希望自己能早点搬进新教室。

　　图\文：本报记者 郎树臣　通讯员 谈细育

　　来源：南方日报

　　纪念邓小平南方讲话十五周年

　　中国之路之社会结构篇

　　一般地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程：一个是体制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关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一个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但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这两个过程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这种关系的变化又反过来会对变革的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

　　体制变革推动社会分化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是体制变革催生新的社会力量，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凭借新的体制寻找自己发展的空间。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它们主动影响体制变革的作用还不明显。

　　概括地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90年代中期，基本的过程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即新的社会力量及其新的组合关系的形成。其具体标志是社会结构的分化和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

　　在社会结构分化的过程中，一些过去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名词几乎消失了。知识分子高度分化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和没有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甚至他们各自的内部还在更进一步分化。工人、农民前面往往都加上了修饰词。这些概念的变化，揭示出社会分化越来越细了。

　　同时，一些新的社会力量迅速成长起来，比如在新的产权框架中形成的“民营企业家”和私营企业主，在新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出现的职业经理人员，由新的管理业务和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技术专家阶层和白领群体等。这些新的社会力量，都是体制变革的产物，因为其存在和发展所必须的资源和空间都是由体制变革提供的。总体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是体制变革催生新的社会力量，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凭借新的体制寻找自己发展的空间。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它们主动影响体制变革的作用还不明显。

　　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体制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谁是穷人谁是富人已经大体确定下来了。其标志主要有四点。

　　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社会中门槛的加高。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也就是说，过去人们常说的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的现象开始出现了

断裂社会裂痕日益加剧

　　强势群体对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影响，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无力状态。弱势群体在政治架构中缺乏利益代表，更重要的是，在我国，缺少国际上通行的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

　　当新的社会力量发育并基本定型下来之后，体制的变革过程便开始更多地受到这些社会力量的影响和左右。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发育的程度是不同的。这种差异突出表现在不同群体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是非常不同的。争取利益能力的差异，尤其表现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

　　在强势群体一方，强势群体的各个部分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个强势群体的社会能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第二，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话语形成的能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传媒更多地受这个强势群体的影响。而由知识分子制造的主导性话语也更直接地体现了这个群体的价值和主张。第三，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因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弱势群体的许多机会，是由强势群体提供的。近些年来，在诸如拆迁、征地等问题上，资本与地方政府的结盟关系，就已经清晰可见。而在2004年有关国有资产流失讨论中，利益取向明显的学者与资本的联盟关系更是浮出了水面。

　　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这首先表现在，弱势群体在我们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更重要的是，在我国，弱势群体实际上缺少国际上通行的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我称之为断裂社会的结构正在开始形成。对于断裂社会这个概念，我曾经在下述几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过。第一，在社会等级与分层结构上是指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而且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第二，在地区之间，断裂社会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断裂。城乡之间的断裂既有社会结构的含义，也有区域之间的含义。第三，社会的断裂会表现在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断裂社会的实质，是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但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断裂社会是指存在主要断裂带的社会。而这条主要断裂带，在今天我们的社会中就是贫富差距。目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分歧和对立，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沿着这条主要断裂带展开的。福尔泰利有句名言，在一个国家中，只有一种宗教意味着专制，有两种宗教意味着内战，有多种宗教意味着和平和自由。因此，关键的问题不在一个社会是否存在冲突和矛盾，而在于这些冲突和矛盾是否沿着一条主要断裂带展开。

　　在这种情况下，上下之间的结构性紧张是显而易见的。在最近的几年中，由于利益的冲突，双方的关系进一步紧张。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的霸道与专横，也可以体会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大众和精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什么情况的出现？2004年年中的时候我讲到过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结构形成问题。网上也有人讲这种结构的行为特征，叫作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应当说这是值得警惕的趋势

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方向

　　人们会发现，无论政策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由此，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利益掠夺的战争。

　　在过去的两三年时间里，出现了一场对改革的反思和论争。对于这样一场会对中国未来走向产生重要影响的争论，也许只有在断裂社会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

　　从严格的意义上可以说关于改革的争论一直都存在着。但总的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整个社会对于改革的共识是相当高的。在那个时候，绝大多数改革几乎都得到整个社会的呼应。改革的道德优势压倒了意识形态的阻力，改革得以顺利推行。问题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但发生的问题是什么？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阶段，改革的难度加大，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他们更愿意将改革中的问题看作是偶然失误的结果。

　　但这样的说法虽然可以理解，却很难让人信服。因为所有的“错”都使得结果总是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对另一部分人不利，就使人相信这绝不是自然地“出错”，而是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措施的机制已经形成。而其结构背景就是前面所说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并且在强有力地影响着改革的方向和实际的进程。其结果就是，改革的过程越来越多地被一些社会力量集团所左右。

　　扭曲机制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改革的进程。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学术界或政策研究者中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由此，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利益或财富掠夺的战争。住房制度改革几乎是最后一项利弊参半的改革。而在此前后的其他改革，大多是以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结局。其中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特别是改制。在国企改革或改制的过程中，几千万人失去工作或提前退休，其得到的补偿却微乎其微，而在另一方面，大量的国有资产被瓜分，甚至在瓜分之后也没有出现一些人期望的所谓“效率”。不是说弊端丛生的国有企业不需要进行改革，实际上，在大规模国企改革进行之前，包括普通民众在内，人们对国企改革的共识是很高的。甚至人们对国企的私有化也不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那么是不是到了真要付出代价的时候人们的态度又变化了？有些瓜分国有资产的辩护者也确实是这样说的。但这样的说法是不公正的，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要以这样最坏的方式才能进行。

　　不过要注意到的是，在最初的时候，对改革的扭曲还主要是发生在政策实施的环节上。在我国，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偏离通常都比较大。在改革前，经济社会生活程序化的程度低，社会动员成为运作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各级政府主要是提出一些原则性的目标和要求，实际工作效果主要看执行部门的落实情况。在改革中，打擦边球、变通、打左灯向右转等，成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方式，政策制定和偏离的程度进一步加大。这些方式沿袭下来，也就成为一种习惯。当社会中的利益群体开始形成的时候，特别是某些层级的政府或政府部门本身成为利益主体的时候，这些做法就开始成为扭曲改革的机制。在那个时候，社会中利益群体或个别政府部门直接影响政策制定的能力还很小。而在最近几年间，随着利益群体的进一步发育，其对政策制定环节的影响明显增强。在一些重要政策的制定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这些利益群体的影响和作用。在最近几年的房地产领域，这种现象就相当明显。同时，随着政府部门利益主体化，部门利益也开始成为影响决策甚至立法的重要因素。

　利益均衡机制不可或缺

　　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因此，我们要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我们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现在需要建立不可缺少的利益均衡机制。

　　社会结构的变化，给我们的社会提出了新的课题。在社会结构的力量越来越处于活跃状态的情况下，需要通过改革的深化以及方向的必要调整，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是优化社会结构。首先是扩大中产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比重。从根本上说，中产阶层发育与经济发展的水平有关，但同时不能忽视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社会上层过多地占有资源，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产阶层发展的空间。在当前尤其需要警惕中产阶层成为调整贫富差距的替罪羊。其次是保护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社会的生存生态。市场中资源集中的自然趋势，政府对能参与国际竞争的大企业的扶植，银行信贷政策的倾斜，中小企业沉重的税费负担，使得小企业和个体户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化。城市中片面追求秩序和美轮美奂的管理方式，伤及了许多下层民众的生存生态。在社会日益分化的情况下，要给弱者以出路。最后是保护社会流动的机制，使下层人能看到希望，有了希望就不至于绝望。

　　二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国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对于其直接原因，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的讨论，比如，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问题，贪污腐败的问题，瓜分国有资产的问题，等等。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不同的因素会共同加剧着社会的不平等？这些因素为什么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对贫富分化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些制度或因素本身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地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这种种因素背后的，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换言之，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因此，我们要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我们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现在需要建立作为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利益均衡机制。第一，承认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现实，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就不同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以及为追求自己利益施加压力作出制度性安排。第二，在几个最主要的社会利益主体间建立沟通和协商的渠道，特别是在劳方和资方要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谈判机制。第三，明确国家或政府在利益均衡机制中的角色，即国家充当规则的制定者和冲突的裁决者的角色。第四，形成制度化解决社会利益冲突的机制。

　　三是建设具有超越性的政府。社会的发育与政府自主性的提高是健康社会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需要正视的是，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开始面对一系列的新问题、新因素，其中的一些因素和问题会妨碍甚至削弱政府的超越性和自主性。比如说一些政府部门成为市场中的利益主体，导致政府行为市场化企业化，一些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按照企业性的目标定义自己的行为取向，安排自己的活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政府所承担的其他功能，在有的地方政府机构甚至直接参与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某些政府部门在追逐利益的时候，导致政府定位和职能的走样变形，形成人们所说的公共权力部门化、政府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现象；部分强势群体对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具有更大影响力；政府行为势利化等。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与政府超越性的下降有着密切关系，如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向强势群体倾斜；在劳资关系中偏向资方一边；对于能够惠及广泛社会群体的公共服务的忽视；社会公正和正义受到损害等等。因此，重建政府的自主性和超越性，是构建和谐社会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教育部部长周济表示，近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无论是在办学规模还是在教学质量上都有了更快的发展。1998年中国高校招生规模仅为108万人，2006年达到了540万人；2006年，中国高校在校学生、科研经费分别是1998年的4倍和6倍。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属于比较先进的水平。(《新安晚报》1月20日)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中国的高等教育究竟如何，更要看群众怎么说。作为一名“群众”，笔者认为：比招生规模没有意义，因为中国人口原本多；比科研经费也要实事求是，因为近20年中国大学学费的涨幅10倍于居民收入增长；如果是比SCI、EI、ISTP收录引用率、诺贝尔奖得主、重大发明、重大科学突破等等，则“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属于比较先进的水平”这句话也还缺乏足够的令人信服的证据。

　　“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有高楼大厦之谓也。”大学也并非单纯的规模大、学生数量多、学费收入高之谓也。事实上，对于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巨大成绩不容抹杀，但还远远不到沾沾自喜、夜郎自大的时候，相反，我们倒应该“带着一点羞耻心去办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例如：

　　过于高昂的学费令人羞耻。中国社科院2005年《教育蓝皮书》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在中国居民总消费中排在第一位。“十五”期间，我国政府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长期低于发展中国家上世纪80年代的平均水平(4%)，形成了严重的教育缺欠。如前所述，大学学费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上涨了约25倍，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教育经费的狂涨让城乡居民颇感压力，更让低收入人群不堪重负，教育作为社会调解器的作用被严重削弱，新的“读书无用论”又出现苗头。对此，教育部门官员还能以所谓“中国高等教育在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发展”为荣吗？难道不应该感到一点“羞耻”吗？

　　重大科研成就的匮乏令人羞耻。例如，有人统计，在2000到2002这三年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六所全国最强的学校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总共发表了27篇论文，仅及哈佛大学的6%，剑桥大学的15%，东京大学的20%。考虑到这六所大学的规模(师生人数)都至少在哈佛大学的两倍以上，因此可以说，一所哈佛大学的科学产出相当于大约200所中国一流大学。这就是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当前，中国科技发展实力仍然不强，创新能力低下，许多重要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作为科研基础工作的高等教育，难道不应该承担一点责任，感到一点“羞耻”吗？

　　学术风气的不纯令人羞耻。高校学术腐败近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严重贬损了学术的崇高形象，阻碍学术的健康发展以及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有人认为，高校学术腐败现象主要表现为抄袭剽窃、他人代笔、买卖书号、徇私关照、项目垄断、虚假鉴定、内定奖项、近亲繁殖等八个方面，可见毛病还不少。“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可是，当大学里学术腐败如此猖獗，“社会的良心”已被玷污，这岂止是令人“羞耻”，更应该令人感到可怕！

　　此外还有“官本位”盛行、毕业生就业难、扩招后导致教学质量严重下滑等等，这些问题都足以令人“羞耻”，而不是自我夸耀“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属于比较先进的水平”。诚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容抹杀，但是，古人说：“知耻而后勇。”所以，带着一点羞耻心去办教育，正视当前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中客观存在的各种问题，实事求是地去解决，以“科教兴国”为己任，奋起直追，努力缩小中国高等教育与国际先进水平的真正差距，才是正确的态度。

　　前几年就有一个新闻，说一个中学美术教师在一堂美术课上当着学生的面当场吃大便，说这是行为艺术。这反映出教师想要教行为艺术，但又不得法，而变成了一次让人心痛的事件。在重庆也有一个事件，有一个西南大学的教授将有人体模特儿的课放到画廊中去，学生就在画廊围着裸体模特儿画人体，同时画廊周围的居民也来看学生画人体。上述两个都是艺术教学不得法的事件，一个是教师想教行为艺术，但这位教师自己对行为艺术没有多少了解，而完全被社会上不怀好意的行为艺术新闻给害了；而那位将人体写生课放到画廊这样一个公开场合的老师，更是打着普及人体艺术知识的口号，违反了最起码的社会规范。

　　本来作为教师想一点招数在艺术教学上有所突破，对艺术教学创新来说无可非议，做得好的话应该支持才对，但是走向歧途就必须加以批评。近日常州的江苏技术师范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莫小新，在一次“人体艺术与人性意识教育”的现场教学研讨会上，当众脱光衣服赤裸着身体向几十名学生及老师阐述自己对人体艺术和人性文化的理解。那又是艺术教学误入歧途的一个例子。只不过莫小新比上面所说的两个教师做得有背景得多，因为莫小新负责的这个“人体艺术与人性意识教育”是国家级的课题，机构常设在江苏师范技术学院，这个已经挂牌的机构还是第一个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机构。

　　之所以在一篇评论文章中不遗余力地举例，实在是这些事件的共性让人沮丧。首先，人体艺术在教学中被一些人误解和简单利用，导致学生和社会对人体艺术误会日深，对人体艺术造成了损害。并且，我相信这些老师在采取哗众取宠的教学方式的同时，一定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教师身份。教师有“解惑”的义务，却没有强制学生接受自己观点的权力。而这几位老师，无一例外用自己出格的教学方式强暴了学生的意愿。教学，也需要有一个基本的道德底线，也不能违背社会主流的价值准绳。在这一点上，艺术教学没有豁免权。

　　从艺术领域来说，本来像这样的人体艺术作为国家级的研究课题就很可笑，现在早已经不是刘海粟年代，在艺术高校，人体写生课已经是基础课程，不会有什么人再提出异议。而那些简单的人体画也是一个过时的商品画，而不代表艺术的前沿研究。在1980年代中国美术馆举办“人体艺术展”的时候，观众排着长队买票参观的景观已经一去不复返，如今连地摊上的挂历都是人体艺术。但现在人体艺术被打上“性文化”的招牌，人体艺术也就是用于普及“性教育”的一种方式，从而成为艺术院校中的国家研究课题。

　　而拿到这个人体艺术研究项目的莫小新在教学上就更可笑了，课堂上讲不出什么内容就脱光衣服展示自己的身体。他在那个研讨会的教学课上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在一间挤满了三十多个人的画室里，莫小新像演员那样赤裸着身体站在讲坛的中央，称自己56岁的身体上有劳动美和自然美，他的“虎背熊腰”也是因为他有十几年的劳动经历而在身体上烙下的历史印迹，这就是莫小新近一个小时的裸体教学。

　　如果这种讲课方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以后的每个人体艺术教师只要裸体讲课就行了。这种表面上挑战禁忌的举动，其实是一点都不得教学的要领。教学是一种科学，本来莫小新的课充其量就是皮肤上的鸡皮疙瘩如何画，虎背熊腰如何画，至于鸡皮疙瘩与情绪的关系、虎背熊腰与劳动经历，那都是画面外的东西。我们必须发问：一个国家级研究项目怎么会落到这么低俗的地步？

　　高校的艺术教育成为批判对象，这是艺术在发展而艺术教育明显滞后的反映。我们需要在高校美术教育上有突破，但教育是科学不是杂耍，教师裸体教学太滑稽了。更何况当代艺术当中的人体艺术教学，已经发展到与思维训练有关的一门学科。我想，只有这种教学成为国家级的课题时，才不会出现这么多“赤裸”的滑稽奇闻。

　　来源：东方早报

　　近日，对卫生部拟议中“英国模式”的医改方案，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均提出异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属意“德国模式”。接下来，医改小组成员详解新方案，称新模式为英德美混合物。这两天，风云又变，卫生部又称医改不会效仿别国模式，目前无详细方案。

　　医改是一道世界性难题，没有一个完美无缺的“模式”。法国人一向为自己的医疗制度颇感自豪，然而在法国，昂贵的社会医疗保险让政府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近年来，医疗保险支出激增导致每年亏空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欧元，政府财政负担因此成了一大难题。美国至今仍有46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困扰着这个当今世界最昂贵医疗体系的问题已经存在多年。至于英国的“英国模式”，虽然医疗保障覆盖面广，民众能享受到优厚的医疗福利，但公共医疗卫生效率较低，医疗服务质量相对较差。在我现在生活的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就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英国模式”，并拥有全世界最优越的国民保健体制。人们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一系列的社会福利，这等好事，都是建立在名目繁多、数额惊人的税收基础上。由于费用是受预算约束，无法用大规模提高投入来改变，导致医疗资源严重紧缺。一个病人要到公立医院做手术，要排队等候半年以上。我一位朋友的太太被诊断为子宫肿瘤之后，医院和她预约半年以后才能做切除手术，半年之内只能不停地接受体检，确保良性未转为恶性。这位朋友最终还是不堪承受病痛和心理压力，从墨尔本飞回上海治疗。

　　按照一些“智囊”人士的理想设计，这个新型的、混合了西方经验的医改模式是分层次设施的三重保障制度。患小病按英式全民免费机制，大病重症按德式社保体制或美式商业保险体制。如果对“英国模式”的借鉴只限于基本医疗的皮毛层面，那就不能解决根本难题。简单说就是免费治小病，不免费治大病，而老百姓怕的就是大病而不是小病，只有大病才会让病人倾家荡产。如果按照德国和美国模式，一般的大病由社会医疗保障出钱，重大疾病则交给商业医疗保险埋单，这就等于回到了问题的起点，回到了医改失败的当下现实。而全民社会医疗保险，又根据每个人的单位性质、公司规范程度、雇主守法意识而差异很大。

　　这几年愈演愈烈的“看病贵”、“看病难”，是医疗片面市场化、伪市场化，牺牲公平只追求效率的必然结果。医改的第一目的就是让老百姓看得起病，让低收入者不会在重大疾病面前有天塌地陷之感。因此构建与这一宗旨相适应的措施细节，降低虚高药价，推广廉价医疗，建立平价医院和平价病房，规范市场化改革中的经营从业行为才是医改中最迫切、最实际的问题。这些基本问题不解决，医保配套方案的构建难以取得真正的突破。

　　医药分开，改变医院赢利模式，这是个早在十多年前就提出的有效改革方案，然而在巨大的既得利益诱惑面前，这项改革一直受到阻挠。而这又恰恰是医改的关键环节，并且和医保的配套改革息息相关。显然，改这些要比那些含混不清的“模式”之争更具现实意义。

　　来源：东方早报

　　让我们假设安倍晋三也会像小泉那样在自民党中受到热捧，并且也能执政6年，那么到了2012年的时候，我们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中日关系？是如今天这样，寄希望于下一任日本首相而几乎完全放弃修复同现任首相的关系，还是能够回到20世纪90年代中日关系相对良性发展的阶段？

　　前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这位在2001年竞选之初就表示要公开参拜靖国神社的首相在6年内不断履约，也不断破坏中日政治关系和民间互信。但并不是每一位日本首相都像小泉这样，至少安倍就不是一个政坛的性格演员。安倍是一位典型的政治人物，性格内敛、谋定而后动。从他在参拜问题上的低调以及公开表态不一定以政治身份参拜，就可以看出未来的中日关系将会充满不确定性，充满风平浪静下的诡谲。

　　目前安倍公布的内阁名单体现了两个大的特点。一是安倍仍然需要时间建立自己的政治班底，实现政策的顺利过渡。因此，安倍留任了小泉时期的部分官员，如外务大臣麻生太郎等。二是目前这个内阁显示安倍想要修复日本同亚洲邻国尤其是与中韩的关系，并在适当程度上体现了其加强日美同盟——对朝鲜采取强硬态度的决心是同美国对安倍的期望相同的。

　　从政治立场上说，这也是一个多元偏右的内阁。连任的外务大臣麻生太郎，属于日本政治派系中的河野派。其派系领导人是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河野洋平曾经多次访问中国，对中日关系持相对积极的看法。麻生太郎在自民党总裁竞选之初，就公开表示要修复中日关系。在了解这一点的前提下，安倍仍然留任麻生如果说还有对河野一系的抚慰，那么他挑选的日本防卫厅长官久间章生，目的则要更加明晰。从政治立场上来说，久间章生属于日本政坛的津岛派。津岛派源自日本原来的桥本派，如果更上一层渊源，则可以推到田中一系。从外交上说，津岛派主张修复中日关系，搞好日本和亚洲邻国的外交。1996年到1998年，久间章生曾经在桥本龙太郎内阁担任防卫厅长官，他当时没有参拜靖国神社。他甚至表示：“一些人说他们不想去参拜靖国神社，因为它供奉了一个把日本引向一场失败战争的首相，日本遗族会不喜欢这种悼念，我必须珍视这种感情。”

　　而安倍是森派，在日本政坛偏右。一个偏右政治立场的领导人，必然要选择与自己立场一致或者相似的内阁，参拜只是因素之一。毕竟参拜靖国神社，并非完全划分日本政坛左右翼的标准。我们还要考虑日本目前内阁对正常国家论的支持态度，对修改宪法尤其是第九条的立场，以及推动海外派兵的观念等。当然，中日关系已经到了谷底，恢复中日正常政治关系，已经是不得不为之的事情。但能否表现出安倍的本来面目，则要在明年中的参议员选举之后。

　　如果明年参议员选举，自民党能够获胜的话，也就意味着安倍真正具备了领导自民党走向未来的条件，他在党内的地位才更加巩固。这个时候，安倍则可能表现出更加明显的个人原则。如果自民党败选，那么甚至有可能他的首相地位都难以保住，所以安倍执政第一年的重要任务，是稳定自民党的选举优势。在此前提下，明年夏天参议员选举之前，他难有兴风作浪之举。他可能会体现出谨慎的态度，也可能会按照他承诺的那样，不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不公开参拜甚至有可能在年底和明春不参拜。毕竟参拜引发的舆论激荡，对于自民党来说是没有好处的。

　　因此，2012年的中日关系或许要取决于2007年日本的参议员选举，或许要取决于安倍和中日两国民间舆论，或许还要取决于两国经济持续提高的依存度。更加重要的是，或许我们在判断两国关系的时候，应该把视野放得更加长远和持久一些，不要急于下结论。

　　来源：广州日报

　　当一个国家在广场、门面工程、住房上花的时间过多，他们花在生产、工艺、技术、研发上的时间就必然有限。

　　一国财富模式，决定了一国未来的竞争力。当欧美人的财富选择了集中投向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从而创造出日益强大的跨国公司，已然控制了资源的全球分配走势时，可怜的中国人却一窝蜂地选择了不动产财富模式，结果日益沦落为给跨国公司输送利润的机器！中国经济虽然快速增长，却没有能够成长起世界级大公司和世界级企业家，更没有相同幅度地提升中国人的福利层次。这个冷峻的现实与我们财富模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往往被人忽视。

　　一个人、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所能够支配的东西归根结底不会超过你所拥有的。当一个人在打牌、网游、侃大山上花费太多时间，他在苦读、冥思、劳作上花的时间就一定有限；当一个公司在仿制、回扣上花费过多心思，它在研发、设计与品质管理上花费的时间就一定少；当一个国家在广场、门面工程、不动产上花的时间过多，他们花在生产、工艺、技术、研发上的时间就必然有限。

　　根据建设部最新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国人均住宅建筑面积26.11平方米。其中，上海为33.07平方米，北京为32.86平方米。而日本的东京只有15.8平方米。东京的人均GDP超过3.5万美元，上海、北京人均GDP刚超过5000美元，而居住水平却早已是东京的2倍！对此，或许人们通常会认为，中国人住得好一点有什么不好？这说明我们的发展成就和体制的优越性。与这种认识相反，我却从中看到了我们的无序和危机！我们有理由作出判断，我们的居住条件超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定性，超出了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

　　构成一国和一个地区竞争力主干的只能是在区际和国际间流动的产品和服务。所以，当一国居民把财富都凝聚在住房上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居民就危险了。因为靠这种方式积累的财富，只会给世界上其他国家创造重要市场，却不会给自己的长久竞争力增添砝码，反而会直接削弱竞争力。在一个全球扁平化的时代，所有国家都加入到同一个竞争体系中来。全球化流动的产品和服务，并不因为你来自发展中国家，消费者就愿意为你的高价格埋单；性价比不如人，你的产品和服务就没有市场。

　　后果开始显现。许多跨国公司因为房价太贵，准备撤离上海。而且我们能耗指标迅速攀升。据世界银行2002年报告分析，中国每创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西方7个发达国家的5.9倍，是美国的4.3倍、法国的7.7倍和日本的11.5倍。中国的能源利用率仅为美国的26.9％和日本的11.5％。难怪联合国环境奖得主、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说，中国能源过度消耗的经济增长将是世界性的灾难，“中国正在帮我们认识到旧的经济增长模式气数将尽”。从生产要素全球一体化配置的视角来看楼市价格，就有了一种危机感。

　　1980年，邓小平把住房改革提上议程时，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不到4平方米，上海平均2平方米。邓小平当时提出到2000年要达到小康居住水平——人均8平方米。可是发展远远超出总设计师的预测，2005年底，我们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已经是26.11平方米了，超过了当初设想的3倍。一种对住房需求简单化的理解，使我们错把简单市场化当成了万能的解药。市场化是一套复杂的体系，如果你的体系不完备，你的市场必定无效。在扭曲的住房市场中，住房需求被严重误导了。

　　日本人不是天生就喜欢龟缩在笼子里的，韩国也早就规定一个家庭只能拥有一套住房，而我们著名的经济学家，早在几年前就鼓吹中国城市居民开始了拥有第二套住房的时代。一种浮躁的、封闭的小农意识，左右了我们的舆论和导向，使得我们把所有的财富都往住宅上砸。这样的整体结果，必然是降低中国公司的竞争力。

    来源：证券市场周刊

　　生命如同陀螺般不停旋转，似乎很难有停歇之期，这是现代人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渴望自由放松的生活，是我们共同的情感诉求。“自由总是同休闲相关”，这是马克思说过的话。既然休闲是意味着对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利用，那么，今天我们拥有怎样的休闲时间呢？

　　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在休息与休闲时间方面，中国人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据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魏翔博士主持的一项研究表明，2000年至2003年，美国和英国年平均闲暇时间为5620小时和6018小时，按标准方法折算为156天/年和195天/年，而中国在2000年的闲暇时间就已达到6051.2小时，折算为天数是195.3天。也就是说，在闲暇时间保有量方面，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和英国。(据9月28日《北京晨报》)

　　我们的闲暇时间竟然超过英美，领先国际！这样的结论听起来自然是令人心驰神往，满是欢悦的。问题是，当以这样的结论来比照我们当下的生活，一种相差甚远的感觉就油然而生了。这是因为，这样的“数字化闲暇时间”根本不能等同于我们闲暇时间的本质——“可自由支配时间”。事实上，对广大老百姓而言，现实生存与生活的种种压力，让他们的自由时间变成了稀缺性资源，对绝大多数社会群体而言，拥有闲暇时间只不过是难以企及的奢求。

　　表面看来，现在我们奉行的是8小时工作制，每周还有双休日时间，再加上“五一”、“十一”黄金周以及春节元旦这样的节假日，我们假日时光似乎的确很充足。但是，这样的节假日休闲制度，在现实运行中却面临着太多的障碍。除却当前有些人奉行“为工作而献身”这样个体价值导向，主动放弃自己的假日休息与休闲之外，更为普遍的社会生态就是，大量单位的节假日加班正在现实的剥夺了许多劳动者的休息和休养权利，而这样的现象，长久以来却没有相应的体制和监管保证，对那些被迫加班者而言，体假制度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纸空文。

　　显然，这有着深层次的社会背景，那就是，当前，在劳动机会、劳动权利和其他劳动资源的分配方面，还存在着种种不公平现象，对绝大多数劳动者而言，谁都不敢不珍惜手中那个难得的饭碗。特别是，面对当前诸如教育、住房、医疗等领域的高消费，大多数人都在现实的承载着沉重生活与生存压力。于是，在人们的背后，似乎就产生了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强迫着我们加班加点，快节奏地进行工作。由此，广大中国人展现的休闲状态，大抵不外乎是有假日无休闲，或是拼命工作然后拼命休闲，还有很多人即便在休闲中，仍然还在直接或间接地工作。

　　显然，这样概念上的休闲时间，正在劳动中被异化、被奴役。而真正的休息时间，必须是“非劳动时间”，“不被生产劳动所吸收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在所谓休闲时间里，内心仍然有着太多的羁绊，很难感悟到生命的美好，个体的生命很难达到内在的身心和谐状态，即我们的休闲质量相当低下。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简单把中国人的闲暇时间超过英美，领先国际，视为中国人就真正拥有大量的愉悦、宁静、优雅、舒心、放松的自由活动时间，拥有现实的幸福感受，那无疑就是走进了一种误区。

　　在今年黄金周来临之际，这个所谓的中国人闲暇时间超过英美，领先国际“科研成果”，令无数网友发出嗤之以鼻的声音。公众的排斥，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对现实的休闲质量严重的不满，国人拥有的只是虚妄的“休闲生态”。毕竟，在我们的身边，还充斥着无数的劳动者因为工作太累发出的沉重喘息声，在许多企业单位还存在着过度加班而导致的普遍的职业疾病，甚至诸如像“过劳死”这样现象也仍然不断地敲打着我们的神经。一切都表明，我们的节假日时间仍然被深度利用与过度开发，成为愈发稀缺的商品，我们就无法摆脱时间的控制，我们就仿佛像一只被人抽打的不停转动的陀螺。

　　而抽打我们的，就是那种并不符合人的本质和生存发展规律的经济与社会制度。即我们还没有拥有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下，应有的让劳资双方都满意的休闲型劳动建制，以及我们无法获得一个具有良好社会福利保障的制度环境。当前，必须破除种种制度障碍，让中国人真正拥有用于娱乐和休息的休暇时间，来实践人的“内心和谐”，保证人的身心健康的需要，这本身也是文明社会的必然要求，更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最近国家统计局提出要编制国民“幸福指数”，对于这个举措我有一点不同看法。广州《市民》杂志今年第3期曾刊登过一篇我的文章，文章提到与其统计、颁布国民幸福指数，不如统计、颁布民生痛苦指数。民生痛苦指数(Misery　Index)由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相加而成，警戒线是10％，危险警戒线(或称“悲惨警戒线”)是20％。该文建议在国家和省地县各个层级，广泛建立“民生痛苦指数”的统计、监控、公布机制，理由如下:

　　第一，公布“民生痛苦指数”，符合实事求是原则、以人为本原则，有利于督促政府摈弃以GDP为核心的片面化、物质化的发展思路，转向更为人性化的发展思路，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第二，“民生痛苦指数”和车祸死亡人数、自杀率、离婚率、失学率、老年人口比例、空气污染指数等等一样，都是普通的社会学数据和决策参考数据而已。公布民生质量的“负面指数”，其实和我们的国歌歌词是一样的道理:居安思危，警钟长鸣，正视差距，毫不懈怠。

　　第三，我们不必讳言我们时代的痛苦。古往今来、世界各国，幸福和痛苦都是现实的存在，作为一个正在艰难转型的社会，民生痛苦是一个正常的公共话题。如果某人找不到工作而又头顶高额的教育、医疗保健、住房开支这3座“大山”，还连连说自己不痛苦、很快活，那么我们出于人身安全考虑，一定要警惕这种人。去统计、颁布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的“幸福指数”，终归是有些矫情。

　　温家宝总理不止一次引用过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和白居易的“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冻饥声”。温总理还说:“心中想着群众的疾苦是过国庆的最好方式”。许多重要节日，他都是在普通百姓家、贫穷单位、弱势群体中度过的。我们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关注和降低民生痛苦指数，是提升民生幸福指数的最直接、最实惠的方式；用民生痛苦指数来求证国民幸福指数，有利于监督各级政府部门，敦促它们时刻把群众疾苦、痛苦放在心上。

　　如果国际通行的民生痛苦指数计算方式不太全面(失业率加通货膨胀率)，那么我们的统计局还可调查、颁布单项的“民生痛苦指数”，如购房痛苦指数、出行痛苦指数、税负痛苦指数、打官司痛苦指数、个体户从业痛苦指数、环境痛苦指数、看病求医痛苦指数、“空巢”痛苦指数(或老年孤单指数)、治安痛苦指数、谋生痛苦指数、职场痛苦指数、职业病痛苦指数、加班痛苦指数、上学痛苦指数。负面指数往往具有更强、更有效的监督作用，例如车祸数字显然比安全无事故天数更具监督作用。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不会介意颁布负面指数的，古代官吏尚且为“民生痛苦指数”牵挂得寝食难安，我们的人民公仆更应当为这些负面指数日夜萦怀，勤奋工作，努力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

　　我们应当正视我们时代的种种民生痛苦。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我国共有约1.3亿人口生活困难，相当于一个世界大国的总人口。而另一方面，我们身边又有不少奢靡、暴富得非常病态的现象。从人性来说，痛苦还来自比较，过于悬殊的收入差距也是民生痛苦的来源。笔者在《市民》上的前述文章还提到: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民生痛苦指数”如果比较高，一般会导致精神疾病发病率的上升和自杀率的上升。常常见诸报端的年轻人轻生事件，引起了国内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年轻的轻生者站在高楼顶端，内心一定是灌满了凄风苦雨。当然，轻生属于极端的个案，但国民中间各种因现实压力所造成的心理疾患——焦虑、抑郁、自闭、狂躁等等，我们常常可以见到，并且也很有可能正在或将在我们自己身上发生。某省教育厅建议大学每个班级都设立一名“心理委员”，专家们也在建议政府要在救治国民心理疾患方面增加投入和干预，都说明了我们时代的民生痛苦是一个客观存在。在诸多民生痛苦还有待解决的情况下，笔者担心国民“幸福指数”的颁布，可能会成为新一轮的歌功颂德式的数字泡沫竞赛，甚至成为一个新的笑柄。幸福指数体现的是政绩，痛苦指数显示的是对政府的压力──政府还是要有一些压力为好。

　　当然，幸福始终是我们孜孜追求的远大目标。对于我们百姓来说，幸福与下列事项相关:有信仰、有关爱、有安全感、有增长着的收入、有温暖的“窝”(不一定要很大)、精神充实、心态达观、身体健康、生活方便、环境清洁、自由、宽容、尊严、政府和蔼亲民、法律可以信赖、少有所学、老有所养、有恬静或奔放的业余爱好、有愉快的性生活、不塞车、少考试、收入不悬殊、工作压力小、有朋友、少加班、出境更自由、阿扁快快下台、有更多闲暇、生活方式更加多样化、自家生产的东西能卖个好价钱、城市的火车站不再是制造外来民工痛苦的第一现场、学费药费楼价不再是沉重的“大山”、珠江可以天天游泳、城管天天笑脸相迎提供便民服务、长江黄河变清、中国足球队赢球。

　　来源：南方报业集团

　　今年无疑是选秀和恶搞流行的一年。

　　选秀无处不在：从“超级女声”、“梦想中国”、“我型我秀”到“好男儿”、“魅力大妈”……几十台选秀节目在全国大小媒体竞相登场，令人目不暇接，甚至连深山古刹少林寺也被此风熏染，要秀一把“少林功夫之星”。恶搞也无时不有：从视频恶搞、图片恶搞到文本恶搞，花样不断翻新，每天都有假相被戳穿、权威被解构、庄严或貌似的庄严被嘲弄。在汹涌的选秀与恶搞潮流中，本以含蓄、内敛著称的国人，似乎一夜之间便脱掉了那件已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性格长袍，开始披上娱乐马甲，义无反顾地张扬，毫不避讳地搞笑。

　　变化何以如此迅速？一般认为这与娱乐经济的诱导有关。据悉，多台选秀节目的主办方和赞助商都赚得盆满钵满，一些恶搞事件的制造者也斩获颇丰。选秀和恶搞，已经既是文化词汇，也是商业术语。如此状况下，选秀与恶搞的盛行，的确与有意地推波助澜难脱干系。不过，只是这样的理解，显然尚不足以解释如下的疑问：能够在选秀节目中获利者毕竟只是少数人，绝大多数的参与者和全部的观众，只有投入没有收益。恶搞更是如此，许多恶搞事件的制造者耗神尽力破费钱财，往往只为博得他人一笑。因此，选秀与恶搞固然与娱乐经济的关系千丝万缕，但这只是外因。

　　依笔者看，选秀与恶搞盛行的内因，是当前社会转型所形成的一些特殊的大众文化心理。选秀与恶搞，虽与商业阴谋有关，但更应视作个人介入公共生活的一种“非典型”方式。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写道：“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惟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与勒庞这句话中所描述的有类似之处，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巨变，改变、动摇了人们的信仰、文化传统和道德信念，一些前所未有的群体性行为，也就随之产生。

　　正在进行之中的社会转型，已经将相当多的人抛入了市场经济的浪涛之中。许多人猛然发现，自己已然失去了很多的保障，难以找到前方的路标，更是找不到上岸的航道。许多人猛然感觉到，自己是那样的渺小无助，时刻都有着被歧视的嫌疑。许多“草根”发现，自己与所谓的精英阶层疏离日甚，越来越摸不到公共领域的边缘。

　　在如此躁动、迷惘、不乏忧虑的大众心态下，选秀与恶搞如同两粒星星之火，迅速点燃了公众那压抑日久积蓄渐深的激烈情绪，并给情绪提供了宣泄的渠道——人们通过参与“选秀”获得梦想的机会，通过当“粉丝”获得群体感、归属感，通过参与恶搞获得力量的感觉，通过制造属于自己的“草根精英”，对抗权威、表达对精英的不屑、确立自信，以谋求话语权，谋求在公共领域的一席之地。换言之，对选秀与恶搞，除了商业的理解之外，更应当予以社会文化层面的解读。

　　应该说，当前的选秀与恶搞之所以体现出浓厚的草根性特点，被恶搞的之所以多是所谓的“大家”、“名流”，原因正在于此。有人认为，“选秀带来民族性格的革命”，“恶搞泛滥暴露病态心理”，但在我看来，这样的归咎是对事实的颠倒：实际上是先有“民族性格的变化、革命”，先有“病态心理”，然后才有选秀和恶搞的火爆。如果说选秀和恶搞是病态的，则这只是一种表征，而非病因本身。

　　选秀和恶搞的泛滥，已经使社会几乎进入“八卦时代”。人们以这种方式介入公共生活，对抗精英阶层，并不能被认为是一种多么正常的方式。这两种现象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而且，由于其成因的复杂性，对此等“非典型”方式，应该疏堵兼顾，不能粗暴待之。

　　“二奶”因为与重婚、纳妾、姘居等丑陋行为联系在一起，深为人们所不齿，但由于做“二奶”能满足一些“物质女孩”享乐的需求，“二奶风”屡禁不止。近年来，在深圳悄然出现了职业“二奶”一族。

　　“二奶”，本是社会的一种丑恶现象，与现代社会倡导的文明格格不入。因而，它总是以一种遮遮掩掩、鬼鬼祟祟的方式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常招致道德的谴责和社会的抨击。可时下，“二奶”竟然职业化，这就意味着传统的道德在这一丑恶现象的撞击下日趋出位了。

　　深圳出现的这种“职业二奶”与我们习惯上称呼的“二奶”略有不同。它不再是因生存所迫，也不再饱含辛酸强装笑容，而是一种“主动”地谋利行为。“职业二奶”有的自身条件很不错，有的家庭条件优越，有的甚至受过高等教育。她们对同居对象不抱丝毫的婚姻幻想，目的就一个“钱”。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可以舍弃。

　　显然，“职业二奶”就是将“二奶”看作是自己的一门职业，在家当女儿、当母亲、当人妻，在外“卖”皮肉。无所谓廉耻、人格、尊严，无所谓爱情、友情， “谁出的钱高就跟谁过”，只要能满足物质欲望、虚荣追逐，就可抛弃一切伦理道德，用父母所给的肉体换取金钱，它赤裸裸地站在了卖淫的道德“十字架上”。

　　“道德和自由是拥有尊严的生活的基本价值观念”。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为女性观念的更新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生活舞台，追求独立、享有自由、崇尚开放，已逐渐成为女性解放的时尚和主流。但不管如何，学会在道德下生活，恪守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并以此来约束自己的非份之念，这是做人最起码的要求。而“职业二奶” 显然颠覆了这一底线，露出了令人作呕的丑来。

　　俄作家列夫·托而斯泰曾说过：幸福不表现为造成别人的哪怕是极小的一点痛苦，而表现为促成别人的快乐和幸福。它最简明扼要的表达就是幸福在于抗拒邪恶、善良宽恕和热爱他人。“职业二奶”追求的也是一种幸福，然这种幸福却是隐姓埋名，背着父母甚至背着家人和孩子甘愿干着肮脏的皮肉生意，它不但给家人带来痛苦和羞耻，也造成了别人家庭的痛苦。

　　“职业二奶”现象于人于己、于国于家都有百害而无一利，严重背离了社会发展要义，必须大力予以铲除。

　　“作秀”虽是一个贬词，然而在当今反腐败斗争中却是一个常出现的词，往往是某一个部门推出某一反腐败措施后，有的人便以“作秀”以概括之，评价之，批评之，然而对于推出部门来说，你说是“作秀”，我倒是认为反腐败的一个必需措施，是一个“良方”……结果当然是一场“谁都说服不了谁的激烈争论”。

　　什么原因？我想，其中的关键是“争论双方”对“作秀”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之理解不同，标准掌握之不同。笔者以为，如果一些部门开出的“良方”具有以下这些特征，大致属于“作秀”的范围了。

　　“作秀”的最大特征是什么？就是不实事求是，本来不是那么回事的事偏要像煞有介事地装成那么回事的，把真的说成是假的，将假的说成是真的，譬如，身居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之职的成克杰说：“想到广西还有1000万人还没有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觉也睡不好。”背后呢？伙同情妇合贪4000万元。安徽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说：“反腐倡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长期任务，要坚决惩治腐败现象，严厉查处贪污贿赂、弄权渎职、敲诈勒索、以权谋私等不法行为。”然而在说这个话的当天晚上，他却“笑纳”了以荣升市长为由的“红包”100万余元。真是人前说人话，人后说鬼话。贪官的这类表现大致就属于“作秀”的范围了。

　　“作秀”的第二个特征就是所谓的“抓小放大”， 有些地方、部门、领域的反腐败亦不是不反，而是象征性地进行反腐败，身边明明摆着一大堆的腐败问题，如土地征用中的腐败问题，城镇拆迁中的腐败问题，国有企业改制中的腐败问题等等，哪个问题都不小，然而就是放着不抓，就是不敢碰，不敢动，而是抓几个虾米烂虾的充数，，尽管如此，还要声撕力竭地大吹大擂的，唯恐他人不知道他是在反腐败，这种柿子专挑软的捏的反腐败做法，大致就属于“作秀”的范围了。

　　“作秀”的第三个特征就是迫于形势的压力不得不反腐败，然而就是光有口号、没有行动的，什么时髦就喊什么的，漂亮的口号一个接着一个，就是不见具体的行动，“谁走后门就处理谁”、“谁说情就曝光谁”等等，似乎很坚决，然而一点儿都没有“后续行动”，这个“承诺”那个“承诺”，“承诺”满天飞，然而见过违反“承诺”后的处分没有？几乎是凤毛麟角，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一有“承诺”就万事大吉了，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反腐败形势仍是严峻得很哪！“共产党是一个行动的党”，有的人偏偏忘了这一点，这种将反腐败停留在“漂亮的语言”上的做法大致就属于“作秀”的范围了。

　　“作秀”的第四个特征就是光敲边鼓、光能抓媒体眼球迷、大搞花拳绣腿、中看不中用的所谓反腐“新措施”。譬如，以所谓的“反腐败从娃娃抓起”来说，就有这样的嫌疑。这类“新措施”看起来很厉害，实是有点搞笑，腐败的要害是权钱交易，娃娃哪来的权？哪来的交易？对腐败分子来说“小眼睛”瞪得比乒乓球那样大亦是无际于事的，其“软弱无力的小手”永远是拉不回“铁了心的腐败分子的大手”的。这种只是追求表面轰动新闻的反腐败做法，大致就属于“作秀”的范围了。

　　“作秀”的第五个特征就是逮不着主要的，将“次要的”当作“主要的”来狠抓、狠吹。譬如，以“廉政帐户”（“581帐户”、“510帐户”）和“巨额财产来历不明”来说，哪个是“主要的”？当然是“巨额财产来历不明”是主要的，那么，“廉政帐户”能不能解决“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的问题呢？要的观点是：“做梦去罢！”所以，我的观点是，要抓就抓现实中的存在的“巨额财产来历不明”，不仅要抓而且要花大力去，若是在这个上进行“制度创新”，我想，中国老百姓是一万个同意的，然而有些地方、部门、领域却不是如此，不是将主要精力花在抓“巨额财产来历不明”这个“主要的”上面，而是放在“廉证帐户”之类的“反腐秀”上。这种只是将“次要的”当作“主要的”的反腐败做法，大致就属于“作秀”的范围了。

　　“作秀”的第六个特征就是将一场严肃的、严重的反腐败斗争变成“轻轻松松的娱乐性活动”。譬如，所谓的“反腐扑克”便是一例。某地一检察机关将52种职务犯罪的罪名、特点配上漫画展现在52张扑克牌上，寓反腐于娱乐。这套扑克中的红桃K描述的是近年来出现的腐败现象“性贿赂”。画面上是一个男人躺在沙滩上，身上只盖了一条毛巾，而在他的头顶上，是个女人用裙子为他遮阳……：我真的不太愿意将此做法上到“这到底是在反腐败还是教人腐败”这个“纲”上去，然而将一场性质是“生死存亡的反腐败斗争”降格到“寓反腐于娱乐”，实在让人哭笑不得的！对这种“更多的是一种噱头，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反腐败做法，肯定属于“作秀”的范围了。

　　……

　　总之，我反对将任何稍有创新意义上的反腐败措施都认为是在“作秀”，这样做是很不公平的，也是不利于反腐败斗争的，但是，我坚决反对那些离开反腐败的“主要战场”而“另搞一套”，中国的解放斗争的胜利主要还是通过“三大战役”获得的，设想一下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将主要兵力放在“三大战役”之中而是放在“山中打毛贼”上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当今的反腐败斗争的艰难程度，依我看，是一场一点都不亚于当年的解放战争，我常说，反腐败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而对腐败分子来说，也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对腐败分子而言，把腐败问题揭开了以后，党票没有了，位置没有了，名誉没有了，官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他就肯轻易通过“廉政访谈”就把自己的腐败问题都“访谈”出来了吗？就能通过打“廉政朴克”就打出来了吗？打死我都不相信。

　　那么，什么是反腐败的“主要战场”呢？我想，它具体地反映在中纪委的第五次全体会议研究部署的2005年工作任务之中，字数不多，但都是反腐败的要害，若是部委、省委、市委、县委的各级反腐败机构都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按照按照文件上的规定内容去做，是一定会忙得“四脚朝天”，肯定是不会有时间、有心思去作这个秀那个秀的了！

　　21日，郑州市政府发出通知，针对目前政府表彰中主办单位相互攀比、滥施物质奖励的情况，要求各部门严格控制表彰活动中的物质奖励。今后，类似奖励少林寺方丈百万元汽车的钱物表彰活动将被严格控制。（9月22日《东方今报》）

　　对于政府重奖的新闻，近年来经常作为一种“正面”的做法，出现在大众媒体的宣传中，出现在公共领域。比如，以郑州市为例，从2003年到2006年，郑州市政府累计奖励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230万元。而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也被政府重奖价值100多万元的大众越野车。在各地，对当地名牌企业，对纳税大户，对招商引资“功臣”的重奖新闻，更是屡见不鲜。

　　政府重奖企业，明显有违公共财政的本质和宗旨。作为企业，是一个具有营利性质的单位，虽然带动了当地GDP的增长和税收的提高，给市长挣足了“面子”。但是企业在其经营过程中，也是赚得“盆满钵满”。而且，企业盆钵里的真金白银，就是来自公众，来自纳税人，来自消费者。政府现在用纳税人的钱重奖“盘剥”纳税人的生产企业，这实际上等于纳税人为名牌产品进行了二次支付，是对公众利益的一种变相剥夺，而且这对于市场经济语境下公平竞争的其他企业来说，也是一种歧视，一种不公平竞争。

　　政府重奖的有“杰出贡献”的官员，同样不妥。作为公务员，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其他任何显赫的“政绩”，都本是官员的份内之事，是其本职工作应做的。公务员的工资，就是对其工作的回报。而且，这些官员很可能因为这个显赫的政绩而在仕途上有所得。如果政府再以纳税人的钱来重奖官员，不但涉嫌以权谋私，引起民愤，而且在情理上和法理上，都是说不过去的。

　　当然，政府和国家重奖科学家等则是另一回事。政府和国家重奖科学家，实际上对于那些为了国民福利的改善，是对于科技兴国的一种倡导。这种重奖的科技政策，意在培养一个尊重知识、重视科学的社会，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可持续发展。科技的进步和国力的提高，是人人获益。在本质上是用纳税人的钱，为公众提供的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一点与政府动辄重奖企业家、纳税大户、招商引资“功臣”等，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作为责任政府，应该时刻铭记这样一个理念：政府自身不创造收入，也不“盈利”。政府手里的钱，都是来自于纳税人的税收。因此，这就决定了作为公共财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来生产与公共利益有关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或者在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的时候派上用场。公共财政也因此而被注入了服务的理念。政府重奖应是越少越好。由此来看，郑州市严控政府重奖的做法，是公共财政的理性回归。

　　同是应该看到，郑州市严控政府重奖的做法，还仅仅是出于一种自觉，而没有纳入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而在那些还没有觉醒的公共财政，依然收不到应有的制约。公共财政应该是民主财政。而要成为实现民主财政，还需要公共财政的转型，而这个转型过程，应该是与政府职能的转变过程契合在一起的。虽然现在还没有一个公共财政转型的具体的、无所不包的细致蓝图，但只要有像郑州市的这种逐渐的理性回归，那这个细致蓝图就会越来越清晰。

少女还在医院治疗

点击浏览更多最新图片

少女还在医院治疗

车间一角

就是从这被推下去的

四川在线-天府早报消息昨（3）日下午，武侯区第五人民医院住院部三楼，17岁的少女雪儿(化名)蜷缩在病床上，脸部的淤紫还未消退，左眼球因充血而通红，露在无袖睡衣外的胳臂和肩膀上伤痕累累。8月27日凌晨，她在工厂车间遭到强奸后，又被从二楼窗口扔下。

痛！锤打勒颈惨遭施暴

雪儿是乐至县人，今年2月19日刚满17岁，父母都在成都打工。今年4月，她来到位于成都市金花镇的利民鞋业上班，她的爸爸和姐姐也在这里工作，在厂里，雪儿负责制作鞋面的工作，晚上和姐姐一起住在厂里的宿舍。

据雪儿回忆，8月27日凌晨2点过，雪儿在车间加班后回到宿舍。由于姐姐熟睡过去没有听见敲门声，雪儿又返回车间继续做活。疲倦的雪儿不知何时趴在工作台上睡着，朦胧中，她感觉到有人来到身边，还来不及睁眼，那人就用布蒙住她的眼睛。雪儿拼命挣扎，好容易拉开布，一个光光的脑袋和熟悉的面孔落入眼中，她认出是同一车间的杨某。

雪儿一边挣扎一边高呼，“瓜娃子，你想干什么？我认得到你！”此时，杨某突然使劲锤打雪儿的头，并死死勒住她的脖子。并把雪儿拖到隔壁库房，对她实施强奸。

忍！冷雨浇醒强翻高墙

施暴之后，杨某更是残忍的将雪儿从二楼库房窗户推下，雪儿彻底昏死过去。凌晨5点左右，天上下起大雨，冰冷的雨水将雪儿从昏迷中浇醒。雪儿发现自己赤身裸体，羞痛难挡，努力挣脱被牛仔衣紧绑的双手双脚。惊恐之下，雪儿披着牛仔衣在两楼之间的巷子里飞奔，哪知这是条死胡同，一堵约三米高的厚墙挡在面前。幸好墙边有管道和电线，强烈的求生欲望使雪儿拉着电线一次次向墙上爬去，经过努力，她忍着剧痛终于翻越了这堵高墙，而墙外就是大街。

路边，雪儿捡起一条毛巾遮住下身。天已蒙蒙亮，她挪到不远处一个卖包子的摊位求助，可一看她赤身裸体，满脸血污，摊主以为是疯子，根本就不理她。无奈，她又挪向另一家卖油条的摊位，当向一位老婆婆哭诉了自己的遭遇后，老人赶紧带她去浴室并找出一套干净衣服给她换上。随后，雪儿打通了舅舅的电话。

怒！抓到凶手工人冲上去

据该厂厂长林义华介绍，舅舅背着雪儿，与两名警官一同去车间指认施暴人。第一遍走进去没有找到，而第二遍再找时，雪儿突然指着正在工作的杨某叫道：“就是他。”

林义华说：“他的反应好像很吃惊，还一个劲问‘咋子，你们找我咋子’，当时我都以为认错人了，直到8月29日杨某戴着手铐被警察带回指认现场，我才相信这是真的。”林厂长称，雪儿姐妹俩给大家印象都很好，警察带杨回来时，还引起公愤，在场工人几乎都冲上去打他。

据雪儿爸爸讲，事情既然发生在厂内，工厂就应该有责任，但是厂方没有垫支一分钱的医药费，目前花去的3000元都是向工厂打了借条的，只是属于借支。9月2日，医院再次告知他们此前交付的治疗费已经用完，“雪儿现在已经停药。”雪儿的爸爸告诉记者。

据林义华介绍，警方目前以“强奸杀人”立案侦破。

核心 厂方知道杨某曾有前科

据厂方介绍，杨某不是工厂正式员工，也是乐至人。杨某的父亲和姐夫在该厂打工，他在厂里跟着姐夫学技术。一个半月前，杨曾用刀子逼迫父母给钱，还惊动了110。厂里曾不准许他再来学手艺，但在其父母恳求下，并写了一份保证书，才于半月前，又回到工厂当学徒。记者在现场采访时，雪儿的一个家属说厂里一姓陈主管曾告诉他们，数月前，杨某在厂内强奸过另一女孩，但是那个女孩没有声张，也没报警，领了当月工资后就悄悄离开工厂南下广州打工去了。

维权 厂方应主动垫支医药费

万般无奈之下，昨日下午，雪儿的家人向成都德帮女子维权中心求助，中心工作人员随后来到工厂交涉。最后，厂长林义华再次向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做工作，由犯罪嫌疑人父亲向厂里借支1000元送到医院。

成都德帮女子维权中心张主任表示，从一开始，工厂就说，不管出10万还是20万，先救人要紧。但从目前情况看，工厂并没有做到他们所说的。我们认为，事情发生在厂区，雪儿和犯罪嫌疑人杨某都是该厂职工，厂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主动垫付医疗费用，等追究责任的时候再从中扣除。

对话 有没有责任我无法回答

记者（以下简称记）：事发前大概是怎样的，你在厂里吗？

林义华（以下简称林）：8月27日凌晨2点过，我向往常一样到车间巡查，看见雪儿和另外两个女工还在车间，当时我让雪儿她们回去休息。两名女工先离开，雪儿说她马上就走，我还特意将雪儿工作台前后的灯打开。

记：你们是何时知道此事的？

林：早晨7点过，门卫到宿舍来叫我，说有个女工出事了。我第一反应就是雪儿，因为只有她很晚都没有离开。

记：你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

林：我们赶紧来到雪儿的宿舍，了解情况后，立即吩咐门卫厂里面所有人只许进，不许出。随后便向110报警。

记：你们是否有加班规定？

林：工厂原来有规定，女工不能加夜班，但这个规定没有形成文字性的东西。

记：发生这样的事，你认为工厂有没有责任？

林：对不起，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但当天我就说，厂里决定不管出10万还是20万，都要先救人。我们当时就送去1000元。

早报记者杨丹摄影向宇

跳楼男子不时做出一些惊险动作。 萧嘉宁 摄

跳楼男子自行爬回大楼内。萧嘉宁 摄

回到安全地后，跳楼男子长长舒了一口气。萧嘉宁 摄

时报讯 （见习记者 张立璞） 昨日上午7时许，越秀区珠光街某居民楼6楼，一名青年男子爬上楼道间的水泥横梁试图跳楼。消防部门在楼下安置气垫、升起云梯，经过警方和家属近4小时冒雨劝说，该男子终于放弃跳楼，之后被警方带走。据跳楼男子的家属介绍，可能是因为吸毒问题与其女友发生纠纷所致。

递烟递茶 亲人警方齐上阵谈判

记者8时许接市民报料后迅速赶到现场，只见位于珠光路靠近德政南路附近的一栋居民楼前，一辆消防云梯车已升起云梯，顺着云梯看到，居民楼6楼楼道间的水泥横梁上，一名身着黄色T恤的青年男子正站在上面一只手扶住旁边的防盗网，一只手挥舞着和云梯上的消防战士对话。在楼道的正下方，消防战士已展开充气气垫。

记者来到6楼看到，该男子的母亲、姐姐、姐夫正在现场与警方一起试图劝说该男子放弃跳楼，为了减轻其紧张情绪，还不时给他递上香烟和茶水。据围观居民介绍，该男子就住在隔壁楼道4楼，今早7时多爬上去的。而该跳楼男子的姐夫告诉记者，男子姓胡，之前曾经在工商部门工作，后来因为吸毒离职在家，据他自己所说，是因为他和他的女友及其前男友在涉及毒品的一些问题产生纠纷所致，所以选择跳楼。

倾盆大雨 多次说跳吓哭众亲属

9时许，开始下起大雨，这让谈判变得更为艰难。雨越下越大，由于跳楼男子所站位置地处室外，经过雨水冲刷后变的湿滑。而此时，该男子的情绪也变得激动，一度要求要和新闻媒体对话，现场有记者在亮明身份后，他又怀疑记者身份的真实性。

在要求未果的情况下，该男子开始多次表示要跳下去，引得楼道内的家属哭声一片，该男子年近80的老母亲更是坐在路边无力站起。

大雨一直持续到10时许，该男子开始显露出疲态，周围警方和家属立即加大劝说力度，并轮番出动亲人近距离谈心。终于在11时13分，该男子在多方努力劝说下，决定放弃跳楼，顺着防盗网顶棚回到楼道内。在亲属的搀扶下，该男子回到家中换衣吃饭后被警方带走。目前此事警方已介入调查。

广州最近两场“跳桥秀”

曾水林两跳劳教一年

今年３月３日，１８岁男子曾水林为了给弟弟讨欠薪，站在东风中路与德政路交界处人行天桥上，意欲跳桥，事件引起东风路双向大塞车。３月５日下午，他再次攀上洛溪大桥上演同样一幕，造成洛溪大桥北往南车道一度封闭。４月７日，他被送进劳教所劳教一年，成为中国首个因“跳桥秀”而被劳教的案例。

杜仁政跳桥拘留１０天

８月１６日上午，中年男子杜仁政爬上大桥护栏，要求警方答应他在交通事故中受伤的索赔条件。在警方的劝说下，该男子才走下护栏。警方称，事件使洛溪大桥塞车４小时，车龙约１０公里长，约７万辆车次受到影响。该男子后被治安拘留１０天。

小孩子在医院接受治疗

小女孩的母亲泣不成声

小女孩的母亲泣不成声

事发天桥下是一个公交站，女孩摔下时就落在靠站的两辆公交车之间

　　昨日上午10点30分左右，中山大道华景新城附近的一座人行天桥上发生一幕惨剧。一名男子莫名抱起一过路的3岁女孩，被女孩的妈妈发现后，竟然将小女孩从6米高的天桥摔下。更奇怪的是，见到天桥下围满过往路人，他自己也立即跳下天桥不治身亡。所幸的是，小女孩经及时抢救，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据小女孩的父母透露，他们跟该男子素不相识，怀疑其是要拐卖女孩不成才出如此疯狂之举。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女孩落到两公交车之间

　　昨日上午，记者赶到现场时，将小孩从天桥上摔下来的男子及被摔的小孩都被送往医院救治。而中山大道华景路口的人行天桥边靠北的人行道已被民警划出警戒线，一丛小树叶从人行天桥上的绿化带上摔落在警戒线内，在地上还留有一只小孩的拖鞋。

　　“那个男的真残忍，把孩子抱起就往下抛，自己也跟着跳了下来。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孩子是无辜的。”现场目击者游先生告诉记者，事发后，一名30岁上下的女子哭喊着跑下人行天桥，抱着孩子边打电话报警，边在路上拦了辆车将孩子送到医院抢救。没过多久，警方赶到现场调查，摔小孩的男子也被救护车带走。

　　记者赶到医院时，小女孩的母亲彭女士坐在住院病房外的椅子上目光呆滞，好长时间都没能缓过神来。直至亲人赶到后，她才在丈夫任先生身边失声痛哭起来。“今天湘妹(小女孩的昵称)醒得特别早，7点多就吵着要和我一块出去买菜。”彭女士边说眼泪边往下掉。昨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她带着女儿从华景新城那边的菜市场买菜回家，由于女儿出门时吵着要骑自行车，买完菜走上人行天桥时，她便一手扶着自行车一手提着菜走在前面，而湘妹蹦蹦跳跳地跟在她的身后。

　　“湘妹，走快点啊。”在桥上走了10来米时，彭女士突然发现女儿没跟上来，便叫了一声，但没有听到女儿的回应，她回头一看立即被吓呆了。在距其三四米开外，一个穿着格子上衣下身穿牛仔裤的男子横抱着湘妹站在天桥护栏边，而湘妹则被该男子出格的行为吓得说不出话来。“你要做什么？”彭女士喊着向该男子冲了过去，该男子斜看了她一眼，便将怀里的孩子往天桥下一抛，然后疾步向桥下走去。而此时桥下也被闻讯围上来的路人给堵住了，这名男子见状又做出一个让人吃惊的举动，他爬上一米来宽的绿化隔离带，从桥上跳了下去。结果不幸头部着地，躺在地上不再动弹。

　　眼见女儿被摔下天桥，彭女士哭喊着跑下天桥。桥下有个公交站，小湘妹正好落在两辆停靠的公交车之间。彭女士抱着失去知觉的湘妹一边打电话报警一边站到马路上四处拦车，一对开着私家车的夫妇停了下来，把她与湘妹送到了医院。“真的很谢谢他们，我还没来得及问他们姓什么，只记得他们也带了一个跟湘妹差不多大小的孩子。”因为抢救及时，小湘妹的性命才得以保住

　　“我们与他素不相识” 家人怀疑行凶男子想拐卖小孩

　　“孩子经初步诊断已脱离危险，现在正在观察，而那个男的已经没法抢救了。”记者从中山三院急诊科医生处了解到，被摔伤的小孩送到医院时已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她的右边颅骨凹陷，右边的手臂也被摔伤。目前孩子已被送到脑外科ICU病房观察。医生说，事故对孩子会造成多大影响，需要在6个小时以后做手术才能判断。而摔小孩的男子因为是头部着地，送到该院时已经瞳孔放大，抢救失败。

　　“她为什么要让湘妹骑自行车出去呢？如果抱着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湘妹的奶奶廖阿姨坐在医院脑外科住院病房外的椅子长泪水直流，口中不停地念叨着。上午11时左右，廖阿姨接到儿子的电话，当时她都吓懵了，当她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孙女时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我苦命的孩子啊，谁下得了这么狠的心！”

　　廖阿姨对记者说：“我看过那个人的身份证，他是贵阳人，我们根本不认识他。”她还一直肯定地强调说，此前她们家与该男子没有过任何来往，真不知道他怎么会突然对湘妹下此毒手。

　　彭女士也向记者表示，此前她从未见过那名行凶的男子，“该男子衣着整齐，而且当时也神智清晰，看上去并不像是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彭女士及其家人怀疑该男子可能是想拐走湘妹，被发现后才下此毒手

女孩来广州不到两个月 父亲在广州打工，7月刚把妻女从湖南老家接过来

　　据小女孩的奶奶廖阿姨说，她们老家是湖南湘潭，她的儿子在广州已打工近10年。今年7月湘妹的母亲带着才满3岁的孩子到广州来，9月1日才在棠下某幼儿园入学，一家人好不容易才团圆在一起，没想到孩子竟遭此横祸。

　　“她平时很乖，因为我们收入不高，平时她也不会吵着要我们买玩具什么的。”记者在彭女士那看到湘妹以前的照片，小女孩眼睛大大的，脸圆乎乎的，很讨人喜欢。湘妹刚到广州时曾看着街上一些孩子玩滑轮车很是眼热，“爸爸赚钱很累，而且你也有自行车了。”母亲这样一说，她就再也没有闹过了。而且每次到附近的超市时，她看着超市里的公仔总是要抱一抱，但之后又会把公仔放回去。彭女士有时觉得实在过意不去，就提出要给她买时，她却说：“爸爸赚钱很累，以后我自己赚钱买。”

　　遭此横祸，大笔医疗费用成了湘妹家人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湘妹的父亲告诉记者，目前院方提出的手术及住院费用需20000元，但他现在只凑集了5000元交到医院，其余的钱只能考虑向朋友借了。湘妹出事之后，她在广州的一些叔叔阿姨纷纷赶到医院来看她。一些亲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愿意资助湘妹治疗。 本版摄影 时报记者 陆明杰 通讯员 杨志

看电影的孩子也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

(本网记者 蒋亮) 一部被称为中国人不得不看的影片，最终在媒体和观众强力推动下，经太平洋电影院线向片方争取后提前一天和蓉城观众见面，这在成都电影放映史上尚属首次。8月31日，《东京审判》口碑场在太平洋影城放映前，愤怒的观众纷纷采用绞刑处决模特日本战犯的形式，表达普通中国国民对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愤怒，这在成都电影放映史上同样尚属首次。

观众的愤怒除了来自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外，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参拜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以及日本极右翼分子不断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也是重要因素。为了表达中国人民的真实情感，在观看影片之前不少观众争相面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松井石根等七名罪行累累的战犯牌位投掷臭鸡蛋，并抢着用绞绳将模拟战犯送上绞刑架上。

今年七十多岁，来自成都列五中学的老教师谢培忠告诉四川新闻网记者，自己是重庆綦江县人。当年日本鬼子轰炸重庆綦江时，时为小学高年纪的谢培忠就和同学们四散逃入天然溶洞躲避炸弹。小小年纪就随时感受到死亡的威胁，以至于当谢培忠突然得知抗战胜利消息后竟喜极而泣。“当时县城里放庆祝的鞭炮一连几天几夜响个不停，大家都高兴惨了”，谢培忠珍重地说道，今天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更不能容忍小泉纯一郎和日本极右翼分子不断地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东京审判永远也翻不了案。”

太平洋影城的夏倩告诉记者，《东京审判》以发生在1946年东京盟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战犯的艰难审判过程为背景，许多从未曝光的历史秘闻将在片中解密。在当时绝大多数不同意判处战犯死刑的多国法官会议上，中国法官上演了一场场思辩缜密撼人心魄的法庭传奇，才艰难扭转了局面。最终以六票对五票的一票之差，用战犯的绞刑告慰了在战争中死难的中国冤魂，从而在长达两年的818次开庭中写下奇迹。“听说《东京审判》将放映口碑场后我们影城的热线都打爆了，要求看片的观众男女老少各种年龄段的都有。高校大学生特别多，很多甚至是一个班一个班的提出申请。这在近期上映的影片中极其罕见，也证明了《东京审判》被称为中国人不得不看的影片是有道理的。”

当天，《东京审判》以接力赛的形式在成都太平洋影城、王府井影城、新城市影城和紫荆影城分别点映了一场。影片所到之处，放映厅全部满座人气空前高涨。

在警方指导下，众人吊死狼狗

本报讯 昨日，山西离石县的莲花街道办马茂庄村上演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惨剧，该村村民崔大拴(化名)家所养的两只大狼狗在放养的过程中无人照看，竟然将该村村民崔福生(化名)年仅9岁的爱子活活吞食，整个过程令人发指。

　　崔福生的妻子、受害儿童崔融融(男孩、化名)的母亲向记者介绍了整个事件过程：昨日下午1时30分左右，刚吃完饭的一家人各忙各的事，妈妈让融融休息一会儿后做作业，孩子就在院子里玩。大约14时许，她出来看孩子，走到大门口，发现门前地下一片狼藉，从大门口到房背后的一大片空地上，散落着袜子、碎布条等许多东西，地上一片血腥。融融妈妈拿起一铁锹直奔房背后的空地。远远地，她就看到两只大狼狗浑身是血，正在凶狠地撕咬什么。距离越来越近，没想到看到的是，在两只大狼狗的利爪之下奄奄一息的儿子。融融妈妈不顾一切挥舞着铁锹向大狼狗劈了过去，但是狗太大、也太凶狠了，不但没有被吓跑，反而向她反扑过来，融融妈妈撕心裂肺地呼叫起来，但始终没人及时地赶到现场。

　　融融的叔叔等人称，融融被咬得没了人形。 　据目击者温先生介绍，出事后，两只大狼狗始终在融融的尸体附近徘徊着，众人无法将其驱逐。下午4点，融融的叔叔报了警。大约16：30左右，大狼狗的主人被联系到现场，经过一番周折，大狼狗终于跟在主人的身后离开现场。

　　在警方指导下，众人吊死狼狗(如图)，最后，两只死去的狼狗被拉到河滩深埋。N《山西青年报》供稿

女网友口对口喂他饮料 美吧？唉！竟是“蒙汗药”

本报讯（记者 刘玉萍 实习记者 王可英 通讯员 许萍） 听到手机那面女网友提出见面要求时，陈某心中不禁一阵狂喜：才聊了20多分钟，就把女网友钓上了钩。殊不知，真正上钩的是自己。

陈某说，10日13时许，他在长春市绿园区某网吧上网。在一个聊天室中，他搭讪上一个网名叫“子瑶”的女网友，聊了20多分钟之后，“子瑶”说她很寂寞，希望有人能抚慰她的心灵。他赶紧将自己的手机号留给“子瑶”，马上“子瑶”就打了电话过来，二人约定在陈某上网的网吧门口见面。10多分钟后，“子瑶”乘出租车赶到了网吧，陈某试探着提出要带她到皓月大路附近的家中，没想到“子瑶”很爽快地答应了，并提出要一瓶可乐，他立即到附近的商店给她买了一瓶。

他将“子瑶”带回家，发生了两次性关系。事后，他起来上卫生间，回来后看到“子瑶”摇着可乐瓶，看到他回屋，“子瑶”用嘴含了一口饮料喂到他嘴里，喝了四五口之后，“子瑶”说困了，二人便躺在床上睡觉。等他醒来时，已经是20时左右了，他发现自己躺在地板上，旁边站着惊诧的妻子，屋子被翻得一塌糊涂。经检查，发现价值1000余元的手机、价值1500余元的白金项链和现金300元等财物不见了，如梦初醒的他马上向警方报了案。

长春市公安局绿园分局刑警责任区一中队经过近10天的侦查，将嫌疑人李娜抓获，并在她和男友的家中发现了部分赃物。在大量的证据面前，李娜承认了对陈某实行麻醉抢劫的犯罪事实。

李娜是公主岭市人，27岁，10日那天，她是有预谋上网的，一上网就遇到了搭讪的陈某，所以陈某就成了目标。在陈某家中，她趁陈某上卫生间，将事先准备好的安眠药放入可乐瓶中，怕陈某不喝，她便含在口中给陈某喂了下去。陈某睡过去之后，她便起身将陈某的手机、钱包、项链、集邮册等值钱财物席卷而去。李娜还供认，在10日之后的几天里，她又相继以类似手段实施了两起麻醉抢劫，涉案金额2000多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李娜已被刑事拘留。